12月11日随着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，“十五五”开局在即。
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，在“十五五”时期的基础上再奋斗五年，到2035年，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当年轻人拿捏消费“可以买贵的，不能买贵了”，当房地产“造富”神话去魅……下一个五年，如何撬动中国经济增长新支点？如何持续推进金融改革、实现“金融强国”战略目标？
“当前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时代背景，这是我们理解一切经济政策与市场变革的逻辑起点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、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就此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，深入解读了“十五五”时期中国经济、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。
在“过剩经济”条件下，消费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在您看来，与“十四五”时期相比，“十五五”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将有哪些显著特点？
吴晓求：研判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发展路径，不能仅局限于短期的政策解读，必须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维度与时代背景中进行深度的学理审视。当前中国面临两个关键时代背景：一是全球技术大变革的历史机遇，二是中国经济形态发生的历史性跨越。
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，这是2010年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次重大飞跃。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基石——算力、算法和大数据，中国均已具备坚实基础。特别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为算力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，而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则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土壤。
更为本质的变化在于，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长期的“短缺经济”时代，历史性地进入了“过剩经济”阶段。
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。20世纪80年代，经济学界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治理短缺，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，我国建立了激励机制，解放了生产力。但面对今日全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，基于“短缺经济”时代的理论工具箱已不再适用。
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%，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，这直观反映了我们在供给侧的强大能力。但在“过剩经济”时代，治理的逻辑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——在供给侧，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规模的简单扩张，而是结构的升级与技术水平的提升；在需求侧，必须从理论高度重新审视“消费”的意义，构建适应“过剩经济”的动态供求平衡机制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，继2022年、2024年后，消费相关主题再度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一年部署的首要任务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也明确要“大力提振消费”。在您提出的“过剩经济”条件下，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消费扩张的新理论逻辑？
吴晓求：在“过剩经济”条件下，消费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“浪费”，而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。消费的扩张主要受制于收入、财富与社会保障这三个核心函数，我们需要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度的制度重构。
首先，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是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。因此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尊重并保护国有、民营、外资等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使其蓬勃发展，是解决就业问题、提高居民收入，进而拉动消费的根本路径。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部门吸纳所有就业，必须依靠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来创造就业岗位，夯实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。
其次，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，更取决于存量财富的状况及其稳定性。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边际倾向往往高于当期收入。
当前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结构存在显著失衡，约60%至70%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等不动产上。当房地产价格下行，居民存量财富缩水，易导致消费心理收缩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“双管齐下”，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，调整居民财富结构；另一方面必须树立敬畏历史、保护存量财富的社会观念与法治环境。
最后，社会保障函数对消费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。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既源于传统文化，也反映了对未来的“未雨绸缪”，即预防性储蓄。在“短缺经济”时代，高储蓄推动了经济起飞；但在“过剩经济”时代，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则抑制了有效需求。
要释放这部分“被锁定”的购买力，必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。这就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型——在“过剩经济”时代，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回归到公共服务、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。
当前，部分地方政府仍热衷于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，但在全行业过剩的背景下，政府资本往往难以精准识别投资方向，且因风险责任机制不对等，效率往往不如社会资本。
因此，财政资源应更多地倾斜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、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公平的维护。只有织密社会保障这张网，才能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，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，实现经济的内循环。
一个规模庞大、流动性好、信用等级高的国债市场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“十五五”时期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？
吴晓求：“十五五”时期，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，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创新与开放，适应经济形态从短缺向过剩的转变，并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坚实基础。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需求发生了深刻分化。
从企业端看，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融资工具的需求截然不同。这要求金融业态必须创新，大力发展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（VC）、私募股权投资（PE）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形成完整的投贷联动链条，以适应科创企业从初创到成熟的融资需求。
从居民端看，我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益旺盛。金融体系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财富管理工具，将高净值人群的资金留在中国，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的资本动力。
金融开放则是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。开放不仅是为了吸纳外部需求，更是为了引入国际高标准，倒逼国内金融体系的现代化。同时，开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，只有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，人民币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近年来，我们看到了美债对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美元走势的影响程度深化。在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改革中，我国的国债市场应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吴晓求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确立国债市场的战略地位。
长期以来，我们仅将国债视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，而忽视了其作为现代金融体系基石的核心作用。一个规模庞大、流动性好、信用等级高的国债市场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。
当前我国国债规模相对较小，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且存在信用风险隐患。通过金融工具手段，将部分存量地方债务置换为国债，虽然名义利率降低，但由于国债是无风险的优质资产，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。
在我看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构建强大的国债市场，不仅是财政政策的需要，更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底座、掌握全球金融定价权的战略举措。
两万亿左右的日成交量应被视为二级市场成熟的常态，而非需要警惕的“天量”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“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”；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也已明确要“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”。您认为应如何实现这一转型的生态重构？
吴晓求：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资本市场将承担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作用。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，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纠偏，即从过去单纯将其视为银行体系补充的“融资市场”，转变为具有财富管理功能、提供风险收益的“投资市场”。这一认知转变是革命性的，意味着资本市场不再是企业“圈钱”的场所，更是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平台。
我认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构生态链，实现从资产端、资金端到制度端的全面进化。
在资产端，核心任务是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。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，没有优质的资产，市场就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价值。我们需要鼓励高科技企业、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上市，让市场成为代表中国经济未来优质资产的成长之地。同时，必须严格执行退市制度，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。
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必须有进有出，让那些丧失持续经营能力、财务造假的企业坚决退市，才能净化市场环境，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筛选优秀企业的平台，而非落后产能的避难所。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，让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制度性溢价，从而激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。
在资金端，也就是需求端，必须着力培育“耐心资本”并保持流动性充裕。过去我们片面强调融资功能，忽视了投资端的建设，导致市场供需失衡。未来要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、社保资金等长线资金入市的比例限制，让这些追求长期价值的“耐心资本”成为市场的压舱石。
同时，一个活跃的市场必须有充足的流动性支持。央行创设的互换便利等工具，表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决心。二级市场应当保持适度的交易活跃度，两万亿元左右的日成交量应被视为市场成熟的常态，而非需要警惕的“天量”。只有保持充足的流动性，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才能有效发挥，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才能得到满足，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也才能真正落地。
在制度端，以严刑峻法保障市场透明度是重构生态链的关键。过去，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，违法成本极低，导致欺诈发行、虚假披露、内幕交易等行为屡禁不止，严重损害了投资者信心。这种状况必须在“十五五”时期得到彻底改变。
我们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，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。对于造假者、欺诈上市者以及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，必须实行“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”式的严厉处罚。只有建立起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法治环境，确立市场的契约精神和透明度，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真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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